我爸的脸一下子涨红了。
他这辈子最在乎两样东西，位子和面子。位子退了，面子还在。
在社区里他是"陶局长"，书法班里他是"陶老师"，退休干部联谊会上他坐第二排。
他可以在家里提离婚，但他受不了外面有人议论。
"玉芳，话不要说得这么"
"这是什么？"
我妈看着他。
"你做得出来的事，我说一句就过分了？"
我爸不吭声了。
客厅里只剩墙上那只老挂钟在走，嗒，嗒，嗒。那钟是我妈三十年前从旧货摊上买的。窗台上一盆茉莉，也是她养的，我爸嫌占地方念叨了好多回，她没搬。
这个家里的每一样东西，都是她的手印。
现在这个家要散了。
我妈站起来，把围裙解下来，搭在椅背上。
"明天上午九点，民政局门口碰头。证件带齐。"
她说完，转身进了卧室，门关上了。
没有摔门。没有哭。没有吵。
我爸一个人杵在沙发上，盯着那扇关上的门，脸上的表情拧成一团。惊，愧，恼，慌，搅在一块儿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
他准备了退路，准备了说辞，准备了我妈可能闹、可能哭、可能拿刀剁案板。
唯独没准备这个。
没准备一个一口答应的周玉芳。
我坐在椅子上，那碗粥已经彻底凉了。
我看看我爸，又看看卧室那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门。
不对。
我妈答应得太痛快了。
太不对劲了。
第二天早上八点二十，我妈从卧室出来了。
我差点没认出她。
她穿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衣服，枣红色的针织开衫，里面是一件剪裁利落的灰白色衬衫，下面一条深色直筒裤。头发不是平时那种随手一绾的发髻，而是去吹过的，蓬松的，发尾带一点弧度。耳朵上戴了一对珍珠耳钉，小小的，润润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。
她还抹了口红。
不是那种大红色，是一种偏豆沙的暗粉，衬得整个人气色好了十岁。
我爸从卫生间出来，一抬头看见她，脚步顿了一下。
他的表情很复杂。
大概在想：这个女人怎么离婚比过年还隆重。
"走吧。"
我妈拎起玄关柜上一只棕色的手提包。那包不是新的，但是皮面干净，拉链顺滑，保养得很好。
我爸站在客厅中央，嘴唇动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。他拎起自己那个旧公文包，黑色人造革的，侧面印着"全区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"，跟着我妈出了门。
我开车送他们。
路上，没人说话。
我爸坐后排左边，我妈坐副驾驶。两个人之间隔着两排座椅，像隔着四十七年的沉默。
车载广播在放交通路况，主持人的声音过分明快，跟车里的气氛格格不入。
我把车停在民政局门口。
"妈"
"你在车里等着。"
我妈解开安全带，侧头看了一眼后排的我爸。